助师正法　做好协调工作

【圆明网】我是一个不算老也不算新的大法弟子。因为要说新呢，我还是大法被迫害前两个月得法的，所以算是个新学员；要说老呢，到现在我已在大法修炼中风风雨雨，磕磕绊绊的走了十四个年头了，也算是个老弟子了。
我还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协调人，我在居住所在地，方圆不到两公里的地方，具体负责学法小组的联系协调工作，同时我也主动的参与一些有关修炼与救度众生的各种大小项目及农村县市的大法弟子的协调工作。

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从法中我知道，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大法弟子历史责任和使命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如何更好的发挥大法弟子整体的巨大作用，更多的更高效的去救度众生，就需要人去协调。师父说：“证实法中你们想到的、看到的、接触到的、能够认识到的，你就去做，那才是在走自己的路”[1]

所以我就按照师父说的，去做了一些协调和服务，在此，我从这个方面与同修交流，向师父汇报，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一、做好学法小组的各项协调

我现在居住的城市，是师尊两次讲过法的地方，得法的同修很多，但九九年七二零以后，很多同修遭到迫害后，没有坚持下来。近几年来，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部份同修陆续的走回来了，有一些明真相的世人也走到大法修炼中来。在我负责的几个小区中，原来有两个学法点，一个学法组的同修由于搬家走了，大家就都到另一个小组去学法，由于進出人员太多，影响很大，当地居委会的人上门找麻烦，使学法点的同修家人压力很大，她丈夫（未修炼法轮功）找到我说：“别再来那么多人了，我怕受处分，丢工作，失去生活来源。”

我很理解他的心情，我想他本来很支持妻子和儿子修炼的，也是一个与大法很有缘的人，但在邪恶的环境下，他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不能因为我们的不理智，使他产生负面思维。于是在学法后，我谈了我的想法，让大家讨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有个同修主动提出可以去几个同修到她家去学，还有一个同修的丈夫近期也走回修炼来了，也同意去几个到他家去学。我们当时就按居住的地点，按就近分配的方式将一个学法小组分成了三个学法小组，最近又新搬来一个同修，家里的房子很宽敞，就又在他家新建了一个学法小组，这样一来使同修们都有一个正常的学法环境，减轻了原来同修的压力，也减少了不安全因素。

刚得法的新学员和走回来的老学员参加集体学法时，大部份都没有书或缺书，就都要我帮助请书，我就与做大法书的同修联系，订做好以后再去拿回来，再送到学法小组里给他们，有时需要量大，一个点的同修做不了时，我就想办法到远的资料点联系请书，以保证同修有书学法，这项工作，前后做了两年，现在基本满足了本地同修的需求。另外，还要帮同修购买炼功听法用的MP3和播放器，装上大法的内容，再教给一些老年同修使用，有时还帮他们修理，调换或重装。

除了保证同修的学法修炼外，还要保证同修救度众生的资料来源，由于增加了几个学法点，学员也逐渐增多，需要的真相资料也越来越多，原来一个人做的资料远远不够，我就找几个有条件，有文化的年轻同修切磋，鼓励她们建立家庭资料点做资料，然后帮她们购买了设备、耗材，请来搞技术的同修教她们各种技术，并把她们安排到各个学法小组，分工负责，在跟大家一起学法时，了解所需要的光盘、资料、周刊及真相币的需求，这样既保证了各种资料的及时供应，又让做资料的同修有时间学法炼功，发正念，使她们更能平稳的安全有序的做下去。

有时有的同修有事外出或设备出故障了，就告诉我，我就帮她做，并与搞技术的同修联系，及时修理，从不误事。从这些点滴小事中，我体会到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相互配合十分重要。

在每个学法小组中，除固定一个做资料的同修外，其余的同修都按各人的能力和特长各自选择一个或多个救度众生的项目做，会讲的就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会发资料的就专门发资料，会打真相语音电话的就打电话，会换真相币的就去换真相币，会写信的就写劝善信，会安锅的就负责安锅，有条不紊的各自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有时需要营救同修或帮助同修过关的，或统一行动，或分工负责，大家都积极的参与，充分体现了大法弟子的修炼大道无形有整体。

二、做好救度众生的各个项目的协调

在我们开展的救度众生的项目中有做真相币的，有打语音电话的，有写真相信的，有安装新唐人电视接收器的，有营救同修的，在这些项目中有需要协调、帮助的，我都尽量去做。

（一）推广语音电话项目

在我地前几年就有同修用手机打电话劝三退的，但是参与的人少，也有的没有坚持下去。我看到明慧网上有很多同修不断介绍这方面的经验，同时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也经常碰到一些世人通过语音电话明白真相，同意三退的，就想将这个项目发展起来。

我地也有精通这方面技术的同修，我就与她商量决定在我家举办一个推广真相手机的交流会，请本市两个在打真相手机这方面做得好的同修来介绍经验谈体会，该同修每天用五部手机打真相电话近六个小时，每个月使上万的人通过她的语音电话听到真相，另外还直接打电话劝三退，每个月劝退几百人。大家听了触动很大，都想拿起电话打语音、劝三退了。搞技术的同修也详细讲解了语音电话的使用方法及安全方面注意事项。我也把这些相关的操作步骤，注意事项及网上同修怎样劝退的经验和体会打印成册，发给大家。当时大部份同修都买了真相手机。我小区的一位同修当天晚上就直接打电话劝退了四个人，现在她已经用三部真相手机打电话了，并将打真相手机介绍到她老家的同修，她们那儿的十几个同修也都购买了真相手机打语音电话。还有年轻同修主动负责教老年同修打电话，现在使用真相手机的同修也越来越多，经常有要买手机，买卡的，装程序和维修的，技术同修也配合搞好再交给我，再送给同修，传送福音，救度众生。

（二）开展大量做真相币的项目

为了大量的利用真相币救众生，从前年开始，我们组织了四个人的做真相币小组，由一个同修去银行换钱，两个同修负责整理打印，我具体负责到菜场各个摊位，小区的各个小店，麻将室等一些营业场所将真相币兑换给他们流通出去，这样一条龙的长年坚持做下去，每个星期四五万，一个月十几万，每年传出去流通的真相币达150万－200万元，使真相币满街都是，家家都有，人人皆知，在救度众生中起到很大的作用。

（三）协调写真相信的项目

写真相信、劝善信、邮寄真相资料也是直接能够让世人了解真相的好办法，一般坚持做这个项目的同修不多，前年我看到我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年同修因听力差，出去讲真相有困难，但她原来是搞文艺工作的，在写信上有特长，我与她交流后，鼓励她用写真相信这个项目去救度众生，兑现自己的誓约，完成自己的使命，她高兴的同意了。我就帮她购买了一批自带邮票的大信封，打印好适合邮寄的真相资料，有时也提供一些需要讲真相的单位名称，地址，收信人，她写出来的信，有时也帮助她带到各个邮局去发，到现在为止也做了三年了，上到省长，下到机关、学校、公安、监狱、劳教所，发了很多真相信，对救度众生，震慑邪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四）协调安装新唐人电视接收器

我家在2005年就安装了新唐人，我认为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对救度众生的作用确实很大。第一、有了新唐人避免了邪党电视台对众生的毒害，我的弟媳同修就在梦中看到邪党的电视节目播出后，从电视中出来的蛇和各种妖魔鬼怪，在电视前堆了好高一堆。第二、新唐人电视节目能使很多人明白真相，我的先生原来一听到我说共产邪党的邪恶，就跟我发脾气，说我搞政治，给他资料他也不看、不听，有一天他看了新唐人上播出的《九评共产党》后，震动很大，主动要三退，从此再也不反对我劝人退党了。第三、新唐人放出的能量很大。我悟到安装一个新唐人在另外空间就可以正很大一个场，所以我就积极参与这个项目，我不管走到哪就讲安装新唐人的好处，动员同修和世人来安装，有同意安装的就马上与做这个项目的同修联系，我还请车带安锅的同修去我老家的农村、县市去安装，还帮农村同修买好仪器，教他们在本地推广新唐人。

为了安装新唐人的项目能稳定、安全的开展下去，我主动的找现在做这个项目的同修切磋，帮助他们走正这条路。我说看到网上同修介绍，他做这个项目都按成本收费，不收利润，不收报酬，几年来一直很顺利越做越好。而我地以前有几批安锅的同修被迫害，我悟到可能是这个路没有走正。师父说过：“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2]原来安锅的同修都收几十元的利润，是不是和常人一样有利益之心被旧势力抓住把柄，钻空子進行迫害的呢？我们安锅是为了救度众生，是无偿付出的，得到的是高层次的东西，还要什么回报呢？通过切磋同修也转变了观念，纠正原来的做法，现在只收成本，连外出的车辆都是同修无偿的付出，做好了这个神圣的大法项目。

（五）积极做好营救同修的项目

在邪恶的环境下，经常有同修被恶警绑架，这几年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也积极主动去做。前年，一个搞技术的同修被绑架了，门面被抄，抄走了三台电脑、二台打印、一部汽车和其它一些资料，我听说后，立即通知了附近五个学法小组的同修长时间集体发正念，还联系本市的同修也帮他发正念，在师父和同修的加持下，该同修正念很强，在邪恶的黑窝里，他不吃不喝不说话，只发正念解体邪恶，12天后，他正念正行闯了出来。出来后，他说他亲身感受到了同修们的强大正念，一阵一阵的加持他，使他精力旺盛，正念很足。

去年我们学法小组有一个同修在去法院发正念时被绑架，两个月后还不知人被弄到哪里去了，我就和两个同修一道到本区的劳教所、看守所、洗脑班去找，也没找到。我就想找不到，我们用神通来办事，于是通知几个学法小组的同修集体帮她发正念，不承认旧势力对她的安排，不准邪恶迫害她，大家有什么功能用什么功能，让她三天内回家，到第三天上午，该同修打来电话说，她回来了。

也是去年，我从老家回来后，听说有一个协调人同修被绑架到洗脑班去一个多月了，我当时说：一个多月还没有营救回来，那我们本地同修有责任，没有全力营救，我就在学法小组商量决定，同修集体帮他发三天正念。后来我又到另外的两个学法小组通知发正念，晚上我回家一连发了四次正念。第二天早上六点发正念时，我就想用功能把他搬回来。这时在另外空间我就来到洗脑班的上方，看到他正坐在两个人中间在说着什么，我就喊他名字说：你怎么还不回家呢？在这里搞什么劲？他望着我无可奈何的笑了笑，没有起身，我就去拉他走，可是拉不动他。我就用双手抓住他的两个胳膊，用全力往上一扯，才提起来，我回头朝他家的方向喊他妻子的名字说：某某，快接住。然后用力把他扔了过去，第二天，我到学法小组说这个事，同修说那是好事。到了下午听同修说，他真的回家了。其实只要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大法弟子无所不能。

三、与农村县市同修的协调

我的老家是个山区小县，路途遥远，资源缺乏，信息封闭，同修很少，为了使同修能跟上正法進程，发挥大法弟子的作用，救度那一方的众生，我也尽力的去帮助和支持他们，为此也做了一些协调工作。

我们县只有二十多个同修，有十多个分别住在边远的农村，在城关的十几个同修中大部份是老年同修，有文化的年轻同修很少，而且要养家糊口，为生计奔忙，正法这几年也都出去讲真相，发资料，劝三退，救度众生。但由于缺资金，缺物资（本地只能买到纸，例如打印机、刻录机、油墨、光盘以及包装都买不倒），缺技术，原来都是离我们较近的邻县定期送来，后来大资料点撤销了，资料就断了，他们就束手无策了。

开始我就主动的在大城市帮助组织资料，请大法书，做《九评》，刻光盘，打印小册子和传单，用自己的车一次一次的给送去。后来，又帮他们购买电脑、打印机、刻录机、光盘、油墨等各种设备和耗材送去，还带搞技术的同修一次一次的去教技术、修理机器、安装新唐人接收器等，这些事情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确实是很辛苦、很艰难的。有一次时逢“十一”，邪恶十分嚣张，同修却把做好的资料、《九评》等送到我家里来，房子里放满了各种带回去的东西，光《九评》就有几百本，两大麻袋，我先生压力很大，对我大发脾气，说我是个大苕，不理智，别人这个时候都藏起来了，你还搞这么多东西回家，要我快点运走，我顶着各方面的压力，到处找车找不到，后来总算找到了一个车来，天又下起瓢泼大雨，我坐在车上，望着车外的大雨，黑云压顶，想到路上是否安全顺利，回家后不知道是祸是福，心里难受到极点，真想大哭一场，但是我强忍着，一路上不停的发正念，解体一切邪恶因素，求师父加持一路顺风，一切顺利，四个小时后，车到城关时，雨过天晴，夕阳高照，万事大吉。

除了在物资上、资金上、技术上给予支持和帮助以外，我还在他们处于困境时，主动参与协调，帮助他们解体邪恶的迫害阴谋。

前年的夏天，我回家送东西时，碰到一个同修对我说：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呢？赶快走吧！我问为什么，他说县政法委、610开会定了十个人的名单，其中包括你在内，要送省洗脑班迫害，同修都准备走，有的要到大城市去打工，有的要到外地居住，有的同修已到农村亲戚家躲起来了。我听后，心想：怎么还是那个状态呢？风一吹就动，一点儿正念都没有。我马上和他商量分头去通知同修来我家切磋。当天晚上同修都来了，我就同他们在法上交流，我说：邪恶来了，是针对我们修炼来的，说明我们整体有漏，我们一是要向内找提高上来，二是要整体高密度发正念，集中清除它、解体它，我们是大法弟子，都是有功能的，怎么怕邪恶呢？这一次你们躲起来，邪恶没有被解体，以后怎么办呢？你们走了，我县的众生谁救呢？通过交流，同修表示不再躲了，决心加大发正念的力度，延长发正念的时间，统一发正念的内容，去掉怕心，以不动制万动，结果解体了邪恶的迫害形式，不了了之。

去年上半年，家乡一个新同修打电话给我说：家乡一个做资料和一个协调人都被绑架到省洗脑班，在邪恶巨大的压力下，违心的写了“三书”，回来后虽然发表了严正声明，但只是在家个人修炼，说再也不管大家的事了。610扬言还要将其他的人送省洗脑班，我也在名单之内，家乡其他的同修又走的走了，躲的躲了，有的还不打算修了，资料也无人做了，更无人敢发了，救度众生的事基本上停止了，问我怎么办？我听后就想，我要赶快回去协调一下，要迅速改变这个状态。

我请了一个搞技术的同修与我一道，带上一些设备、耗材和资料，就回去了。首先在一个新学员家（夫妻俩都是同修）新建立了一个资料点，技术同修教他们上网、打印、刻录等各种技术，使他们能够做资料。我就逐个找同修切磋、交流，鼓励他们去掉怕心，尽快走出来，还成立了两个新的学法小组，确定了学法地点和学法人员，统一了本地发正念的内容，规定了资料和周刊的传递方式和地点，这些具体落实后，我又自己上街去讲真相，劝三退，面对面的发资料，将我带的资料发完后，又将家乡原来积存下来的资料和光盘也发完了，当邪恶发现来绑架我时，我按师父说的去做，正念正行，解体了邪恶的迫害阴谋，半天就闯出了洗脑班。

从以上谈的各项协调中，我体会到协调就是帮助、服务、圆容大法、配合、推动、付出，目地是更好的助师正法，救度众生。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波士顿法会讲法〉